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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几年，东京最不值钱的东西，大概就是钱。

    偏偏我没有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听人说，一千万日元根本算不上钱，是在新宿一家居酒屋里。

    那时我已经离开工地，在品川的仓库做过夜班，也替新宿的店铺搬过货，后来又被一家劳务会社送去涩谷负责配送。

    工资比最初扛水泥的时候高了一些，可每个月刚发下来，债权管理会社便会先扣走大半。剩下的钱装进信封，我带回南千住，交给妻子。

    她会把房租、水电、米、味噌和钱汤的钱一项项写在本子上，最后剩下的几张钞票，用夹子夹在厨房的木架上。

    那就是我们一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钱。

    居酒屋里的那个男人，却在抱怨自己只有一千万日元。

    他和我一起做配送，比我年轻十来岁，父亲在埼玉开一家小印刷厂。

    那天刚发奖金，他请我们几个喝酒，一边喝一边说自己准备买一套公寓。

    “池袋那边，四千多万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人听得眼睛都亮了。

    “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

    “银行借啊。”

    他像是听见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筷子夹着鸡皮，在酱油碟上点了两下。

    “首付一千万，剩下的贷款。中介说了，现在买进去，过两年最少能涨到六千万。到时候卖掉，贷款一还，还能剩一千多万。”

    有人问，万一不涨呢？

    一桌人都笑了。

    我也跟着笑，只是笑得慢了一点。

    东京的地怎么会不涨？

    那是当时最不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    报纸每天都在写地价。

    银座、赤坂、新宿，一平方米的土地可以卖到普通人几十年都挣不到的钱。

    电视里有人认真计算过，只要把皇居下面那块地卖掉，就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。我不知道那种算法究竟有没有道理，但居酒屋里的人显然都信。

    更准确一些，他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道理。

    只要明天比今天贵，就够了。

    我听着他们谈股票、土地、会员券，心里当然羡慕。

    我甚至比他们更懂这些东西。

    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。

    我做过常务，见过银行支店长，知道一份贷款申请应该怎么写，也知道怎样把一间工厂的土地、设备和订单包装成银行喜欢的样子。

    桌上这些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的人，居然一个个开始谈几千万日元的买卖，我却每天为了多出三千日元的夜班补贴和领班讨价还价。

    有那么几个月，我非常难受。

    配送中心里有个姓河野的年轻人，拿五十万日元买股票，半年以后变成了一百三十万。

    他把证券公司的交割单带到休息室，一群人围着看。

    我站在外围，看见那串数字以后，第一反应竟然是：如果给我五百万，我能赚得比他多得多。

    这个念头熟悉得让我自己都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几年前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    只要再给我五十亿，工厂就能扩产。

    只要美国订单继续增加，新增的生产线很快便能收回成本。

    只要日元别涨得太快。

    只要银行愿意继续借钱。

    只要……只要什么呢？

    我曾经把这么多“只要”叠在一起，然后告诉所有人，这叫经营判断。

    可人穷的时候，记性会变得很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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