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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只剩下一千多日元。

    那天回家以后，我真的想过借钱。

    我甚至已经在脑子里算好了。如果借五十万，涨一倍以后还掉本金，剩下的钱足够我们换一间带独立浴室的房子。妻子也不用每天拎着洗漱用品去钱汤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我找到债权管理会社的人，问能不能暂缓一个月扣款。

    对方翻了翻我的资料。

    “理由？”

    “家里有急用。”

    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    “医院？”

    “……不是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不行。”

    我有些恼火，问他，我挣的是自己的工资，为什么连怎么花都不能决定。

    那个人把资料合上，推回桌面。

    “田中先生，你要是会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，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我盯着他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最后还是走了。

    很多年以后，我仍然记得这句话。

    当时我觉得那是在羞辱我。

    后来才发现，他救了我一次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一九八八年以后，东京变得越来越夸张。

    我工作的地方也换得越来越快。

    做过仓库，跑过配送，在千叶的冷藏库里搬过冻得发硬的纸箱，也去过车站后场，凌晨四点跟着货车把当天要卖的东西送进柜台。

    后来有一阵，我还在歌舞伎町边缘的一间卡拉OK店里做设备维护——当然，是西园寺的。

    那家店地方很小，客人却多得吓人。

    星期五晚上，门口从八点一直排到凌晨。年轻职员下班以后拎着公文包来唱歌，结账时拿出一叠万元钞票，谁也不问包厢费究竟是多少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一家公司包下整层替新入职的员工办欢迎会。

    喝到最后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钱。

    真的是撒。

    一张张万元钞票被他揉成团，丢给同事，让他们猜里面包着多少硬币。

    店长怕出事，让我和另一个人过去劝。

    那年轻人靠在墙上，脸喝得通红，听见我们说别糟蹋钱，竟然笑得直不起腰。

    “钱算什么啊，大叔？”

   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    “下个月奖金就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钞票。

    那一张，差不多够我和妻子吃半个月。

    我忽然很想揍他。

    可我最终只是弯下腰，把钱一张张捡起来，交给他的同事。

    回南千住的电车上，我一直在想。

    如果当年大阪工厂的订单顺利完成，如果日元没有升值，如果我仍然是西园寺家的常务，我会不会也觉得钱不过如此。

    答案让我不太舒服。

    我大概会。

    甚至会比那个年轻人更过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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